徐彦引昭公二十九年春，齐侯使高张来唁公，则不书地名，而以为不复书其地，正以公居于运，与在国同，故与此异，诸侯国内出行，是可以不地的。
先生答曰：‘据某所见，二公皆深知《易》者。（见黄世晖：《蔡元培口述传略》上，载《蔡元培先生纪念集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） [14] 《道山清话》载：庆历时，胡瑗以白衣召对，尝为仁宗赵祯讲《易》，读元、亨、利、贞，不避御讳，仁宗与左右皆失色。
宋代新儒风气，不特敢于怀疑经传，而且还要议经改经。他们认为，无诚就不能使天人相通，臻于合德的境界。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上《二程语录》：孟子言性之反之，自古无人如此说，只孟子分别出来，便知得尧、舜是生而知之，汤、武是学而能之。颐有《答张闳中书》说：有理而后有象，有象而后有数。性不知检其心，‘非道弘人也。
其高者亦不过谨于言行，自勉为善，于原理无大发明。以民为重，则如汉文惜十家之产而罢营露台。蒙培元先生曾指出：管仲在齐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。
大夫虽得有家臣，不得每事立官，当使一官兼摄馀事。[50] 4．邦君为两君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[66] 这三种人都是与人无争的，然而恰恰不是孔子的态度。孔子所肯定的管仲的行为，仅仅是不以兵车的和平方式。
孔子指出：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。[3] 这是承续了邢昺的说法，却用了一个盖字，耐人寻味。
另一类则是其争也君子，即君子之争。[33] 赵岐注、孙奭疏：《孟子注疏·公孙丑上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689页。[58] 韦昭注：《国语·齐语》，第247页。二是人而不仁，如礼何[45]，意味着仁也是礼的必要条件，无仁必无礼。
[62] 杜预注，孔颖达疏：《春秋左传正义·僖公十二年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802页。上文已经谈及，对于管仲之仁，孟子的定性是以力假仁[33]，荀子的定性是依乎仁而蹈利[34]，朱熹的定性是未得为仁人。[76] 何晏注、邢昺疏：《论语注疏·尧曰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536页。邢昺也是这样理解的：更有谁如其管仲之仁。
[41] 何晏注、邢昺疏：《论语注疏·学而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458页。[59] 韦昭注：《国语·齐语》，第248页。
[9] 朱熹：《孟子集注·尽心上》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358页。[4] 朱熹说管仲德不胜才，这是对管仲之德的质疑，而归结为管仲于圣人之学未有闻，这是要划清管仲与儒家的界限。
[54] 朱熹：《论语集注·八佾》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67页。儒法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这样勾勒：孔孟时代的儒法对立。换言之，按照孔子的立场，管仲不以兵车的和平手段是对的，而其九合诸侯的争霸目标则是不对的。[55] 这是批评管仲不知儒家的王道，而奉行法家的霸道。孔子那番话的意思是：君子不与人竞争。[44] 何晏注、邢昺疏：《论语注疏·颜渊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502页。
拘礼之人，不足与言事。蒙培元先生曾指出：‘霸诸侯明明是‘霸业而不是‘王业，即不是‘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，而是‘自诸侯出。
这也再次证明上述孟子谓之以力假仁、荀子谓之依乎仁而蹈利是符合孔子的原意的。[20] 因此，子之所慎：斋、战、疾。
例如孔子无置锥之地，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，是圣人之不得埶（势）者也，仲尼、子弓是也[69]。正因为如此，后来孟子谓之以力假仁，荀子谓之依乎仁而蹈利。
……盖世方以诡遇为功，而不知为之范，则不悟其小，宜矣。在孔子的思想中，礼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。[31] 在朱熹看来，管仲绝不是真正的仁人，即未得为仁人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纷争，这本来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，然而却有两种不同的竞争：一种是在周礼下的、尊重周制的竞争。
[78] 参见黄玉顺：《中国正义论纲要》，《四川大学学报》2009年第5期。以此相方，则‘如其仁之义乃可见。
一方面，礼具有普遍性、永恒性，即凡群体生活皆需制度规范，故孔子说克己复礼[75]、不知礼，无以立也[76]。[11] 孟子为什么不动心呢？因为在他看来：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。
显然，孔子区分了两类竞争：一类是诸侯争霸那样的破坏规则的竞争。法家也谈礼，例如《商君书》开篇《更法》就是从秦孝公的这个诉求开始的：今吾欲变法以治，更礼以教百姓。
‘必也射乎者，君子虽于他事无争，其或有争，必也于射礼乎。……[25] 显然，孔子所反对的是破坏西周制度的诸侯兼并战争，谓之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【提要】孔子称管仲如其仁，按孟子、荀子与朱熹的解释，并非真仁，而属以力假仁者霸。本来，竞争乃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现象。
[26] 这显然是坚持西周的王权封建，反对诸侯之间的争霸战争。与之书社三百，而富人莫之敢距也。
这样的理解，符合孔子的原意。[21] 孔子说过：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
[71] 王先谦：《荀子集解·富国篇》，第176页。而他所主张的则是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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